军事医学是研究在军事活动中鉴定、保护、恢复和促进军队成员健康的理论、 技术和组织方法的特种医学，是医学与军事学的交叉学科。其成果通过卫生勤务的实施，达到维护部队健康，提高野战医疗、防疫水平，巩固与增强部队战斗力。

发展历史

自战争出现以来，人类死于外伤的数量激增。古代武器、矛、剑、投枪，弓箭和投石器，致命的威胁来自与其动能和锋利程度。即便是古代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无法避免裸露部位的危险。刺向上方的剑可能割断一条大动脉，使一个重装甲步兵流血而死，或者他某处开道伤口，留下化脓和感染的危险。最大的伤亡来自彼此的践踏，古代战场上步兵在进攻或撤退时，某些士兵被强大的人群撞倒，无数只脚践踏其上，巨大的恐惧中，他们的头盖骨，胸部及四肢极易受到严重的复合型骨折。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对受伤的人进行一些简单的包扎救护措施，或用清洁剂来避免感染。据普鲁塔克记载，有一个百夫长伤口恶化，用葡萄酒洗伤。汉尼拔命令战士用葡萄酒洗马，医治好了畜牲的疮痂。当他们正确认识到医疗卫生的重要性时并掌握了一定的经验和能力后，便建立了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医院进行战场救护。

随着中世纪后期火器的广泛应用，一种新型受伤形态开始显现。铅弹等射弹对肌肉和骨骼造成重创，将异物带入伤口深处，从而引发感染。严重的肢体损伤或坏死经常导致截肢，这对于当时缺乏消毒和止血技术的人们来说是致命的。19世纪40年代之前，所有侵入性手术都需要依赖医生的手速和刀锋的锐利以减少痛苦。虽然血管结扎术早在16世纪由法国外科医生巴雷发明，但直到18世纪仍在使用烧灼术进行止血，这增加了感染的风险，许多患者因此在手术后不幸去世。

克里米亚战争使公众认识到急需改善护理手段和方法。南丁格尔，一位在国外学习过护理的女士，受到英国战时国务大臣的邀请，被派往前线改善护理条件。她于11月4日带领38名护士到达位于黑海沿岸的斯库塔利战地医院，经过不到六个月的努力，南丁格尔成功改善了战地医院的条件，将伤员死亡率从40%降至2%。她的成就引起了公众的热烈赞誉和慷慨捐款，使得护士培训体系得以建立。1860年，与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签约后，第一批南丁格尔式护士开始接受培训。南丁格尔护理强调严谨的纪律、集体主义和献身护理的精神，这些价值观随着她的学生们被传播到英国乃至全世界。在此之前，护理工作大多由专业程度较低的教会护士完成，南丁格尔使其专业化。

南丁格尔的影响也波及到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军的医疗卫生保障实现了重大进步，进行了机构改革，建立了医院制度，并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下改善了医疗条件。医院制度是美军在医疗保障方面的重大成就，即在战争条件下，将伤员从前线急救站送到野战医院进行手术，然后再由野战医院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和恢复，这在当时属于首创。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医疗组织仍是临时性的。而二战后，计划制定更为科学，后勤供应也更为科学，但战争的激烈程度也加剧。军事医疗卫生发展逐渐成熟，形成了一套体系。然而，随着战争强度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军事医疗卫生仍需要不断进步。预见到未来会有更多新技术被运用到军队医疗卫生中，士兵在战场上的痛苦将降至最低，军事医疗将真正成为战场上的守护神。

战创伤疼痛

在战场上，疼痛是伤者面临的最主要的并发症之一，这种状况对部队的战斗能力有着极大的影响。当创伤后的急性疼痛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很容易演变为慢性疼痛，这将对受伤人员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在执行作战任务或进行训练演习的过程中，军事人员很可能遭受各类武器伤害，由此产生不同程度的疼痛感。这种疼痛不仅会对受伤人员的生理健康造成损害，还会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美国退伍军人医疗系统的数据显示，约半数的退伍军人都至少有一项疼痛诊断，并且这些退役后的疼痛问题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有着紧密的关联。

在战场上，伤者的疼痛管理主要分为自救互救和医务人员的救治两个部分。自救互救主要是在医务人员抵达现场之前，伤者自己或由他的同伴进行的最初的救助和处理。这是保持战斗力、维持生命体征和降低致残率的关键环节。而医务人员的救治则包括指导和协助伤者从危险环境中脱身，稳定生命体征，并快速评估伤情和疼痛程度。在处理好可能威胁到生命的气道梗阻、呼吸困难、肢体活动性出血、休克等情况后，医务人员需要根据伤者的伤情和疼痛程度，选择适合的镇痛药物，决定给药方式并制定实施流程，尽快开始疼痛治疗，同时要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和药物不良反应。

当伤者脱离了火线，伤口经过初步处理如包扎、止血、固定等后，如果伤者的伤情严重或无法继续参与战斗，那么在向后方医疗机构转运的过程中，应维持原有的疼痛治疗方案，并注意评估生命体征；对于病情不稳定或者加重的人员，应及时调整或减少用药剂量；有静脉通路或因伤情需要建立静脉通路的人员，可以考虑使用静脉给药。当伤者被送到战地医疗机构后，医护人员应进一步完善伤情评估、处理伤口，并再次评估疼痛程度。根据疼痛的程度和特点，选择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包括为需要进行损伤控制手术的伤者进行围术期疼痛管理。

在战场上，对创伤疼痛的管理是整个救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尤其在战场现场、转运途中以及早期治疗阶段，必须针对具体的地点、伤害程度和战斗状况，实施及时、安全且有效的镇痛措施。对于战创伤镇痛药物和器械的研发需进一步加强，同时也需要提高现场救护人员对于安全镇痛治疗的理解和技能。

重要地位

未来的冲突将在多域环境中进行，带来复杂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结合三个关键的医疗支撑理念：早期干预、迅速控制不可压缩性出血和早期输血，形成一种名为战略生存三位一体（SST）的方法。这一方法能够为军队提供持久应对未来冲突的能力。

虽然战略生存三位一体看似基础，但它的整体概念或能力相互配合，就像综合作战、联合作战或闪电战那样，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冲突，并得到了现有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实践的认可。

战略生存三位一体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早期干预，这包括在受伤后的几分钟内提供治疗，将伤员迅速转移到更高级别的护理，或者结合上述两种方式。大量医学证据和案例显示，多数创伤患者都从早期治疗和快速转运中获益。

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控制出血，特别是不可压缩性出血（NCH）。遗憾的是，不可压缩性出血仍然是战场上主要的致命因素。世纪以来，士兵们一直使用止血带来控制可压缩性出血。而非压缩性出血或非止血带损伤，虽然一直是军队面临的一个挑战，但在过去十年中才被强调。

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早期输血，尤其是全血（WB）输血。血液和血液制品是战斗伤员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提高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并迅速转变为流动血库（WBB）。现有的研究支持了"早期输血可以提高战斗伤员生存能力"的观点。

尽管实施战略生存三位一体无疑会提高军队的生存能力，但还存在一些实施上的挑战。首先，“黄金时间”观念可能被误解或过度依赖。这个概念在伤员后送方面很重要，但军队在早期干预和早期后送方面还有改进空间。其次，虽然军队已经认识到止血的难题，但还需要持续研究、收集数据和开发新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在装备和训练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改进方向，但这些工作不能停滞不前。最后，我们需要共同推动早期输血。虽然存在对输血风险的担忧，但与两栖或空中联合强行进入行动相比，输血的风险是较低的。

总的来说，战略生存三位一体将早期干预、快速控制不可压缩性出血和早期输血这三个关键医学概念融入生存链中。这种方法对于军队的价值和相关性已经得到证实。如果全面实施，将会改善战斗伤员护理，拯救更多生命。此外，它也将增强多域作战和战争连续体中的生存链，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并保护联合部队。精心设计、应用和整合战略生存三位一体将明显提高军队在现代和未来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同时降低风险。